在平凡的岗位贡献力量——印尼归侨梁春源自述

玉林新闻网-玉林日报讯

【口述人物简介】

梁春源，祖籍广东梅县，1943年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加武眉，17岁时跟随父亲、哥哥回国。先后在灵山新光华侨农场、玉林建筑部门工作；后在玉林环卫处工作至退休。

采 访 者：潘燕

华侨属性：印度尼西亚归侨

我叫梁春源。我的父亲年轻时去印度尼西亚打工，后来在那里成了家。有了点积蓄后，父亲就做点小商品的买卖，谈不上富贵，但一家人衣食无忧。1943年，我出生了，一家人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苏加武眉。

背井离乡，时日愈久远，我父亲对故乡的思念愈深刻。在父母的安排下，长大后我和哥哥姐姐们都上了当地的中华学校。我们要学习中国语言、中国地理、中国历史。父亲说，我们是中国人，根不能忘。每个月学校都会播放中国电影，《上甘岭》《大跃进》《人民公社》等，我们就是通过荧幕和广播，一点一点了解自己的祖国。

回家乡看看是我爸爸一直以来的心愿。我们长大后，他常常念叨，要我们回去走一走看一看。

1959年6月，印尼颁布总统令，禁止各地外侨从事商业零售，造成大批华侨流离失所。1964年，我和父亲、哥哥登上了轮船，踏上回国的路。我们随身带了一个很大的行李箱，里面有日常换洗的衣物，还有一张铁架床，这张床现在还在我家里；有一辆自行车，后来我常常经常骑着它到处逛。

回国的时候，我17岁，当时兴奋又迷茫。我记得，我们这艘轮船在大海上航行了7天7夜后，停靠在了湛江港口。

下了船，我们在湛江霞山区一家叫做“东南旅店”的招待所住了一个星期，随后，我和父亲、哥哥就被分配到钦州灵山新光华侨农场工作。我们每天都去山上垦荒、种地，日子很艰苦、很单调。不过我知道，政府已经极尽所能照顾我们这些归侨，所以我也没有抱怨，认认真真工作就是对党和政府最好的报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归国之时正是祖国最艰苦的年代，自然灾害、经济困难正磨砺着这个多灾多难又坚强的民族。但党和政府尽力保障归侨们的利益，安置家人、安排工作，还有专门的华侨商店，这里可以买到当地人买不到的东西。每逢周末休息时，我会骑着从印尼带回来的自行车，和一群同样从印尼回来的年轻人从农场去镇上玩。我们把自行车踩得飞快，一边骑车一边说笑，往往能吸引很多目光。

我在新光华侨农场工作了十几年。这期间，我成了家，和一位玉林福绵的姑娘成了婚。后来，由于农场被承包，我和妻子多方考虑后回了玉林。我到一个建筑公司工作，搅拌水泥，铲沙子石头，铺路，种电线杆子……都跟铁锹铁铲有关。这份工作经常是早出晚归，很多时候要在夜间施工，经常要通宵达旦工作。一天下来，手上都是水泡。

20世纪90年代，我离开原来的工作单位，到环卫处成了一名环卫工人。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去清扫街道，或者跟着垃圾车，将垃圾一铲一铲搬到车上，再运回垃圾中转站。

当环卫工人很辛苦。夏天，经过一晚上热力的发酵，垃圾堆散发着难闻的味道；冬天的清晨，清扫时往往出一身热汗，汗湿的衣服被风一吹，顿时湿冷湿冷的。但我很热爱这份工作，觉得能为城市清洁出一份力。我在环卫处一直干到退休。

我们回国时，我的母亲和姐姐、弟弟留在了印尼，当时姐姐已出嫁。母亲了解到，党和政府对我们海外归侨关怀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因此总在信中叮嘱我要努力工作，保重身体。

我原本有机会再次回到印尼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我的父亲在新光农场去世。1974年，母亲写信给我，叫我返回印尼继承家业。那时候母亲已经60多岁，我的姐姐妹妹已出嫁，家里只剩她一人，且身体病弱，没有精力打理生意上的事了。她到处打听到国内的政策，甚至直接写信给当时新光华侨农场的主任，为我申请出国的机会。但我再三考虑，还是没有选择去印尼定居。

现在我有退休金，晚年生活很简单也很安逸。每天早上吃完早餐后，我会跟华侨老友约着聊聊天喝喝茶，晚上去跳舞。我的女儿成家后也在玉林工作。

我也多次去印尼探亲。今昔对比，真让人感慨万千。曾经，印尼的物质生活比中国丰富；几十年后，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印尼已经不能跟中国比了。

原标题：

在平凡的岗位贡献力量